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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建言

      城市更新是動態的更新,既涉及物質性的更新,也涉及非物質性的更新,包括城市結構和城市空間的更新,建筑的更新,城市環境和道路的更新。將消極的城市空間轉換為積極的城市空間,更重要的是思想和生活方式、城市管理模式的更新,是一種微治理,“潤物細無聲”的,或者說針灸式的更新。公共空間的塑造并植入公共藝術是城市更新的顯形,而更重要的是創造內在的和諧。城市更新實質上是城市理想、城市藝術和城市價值的體現。城市更新的核心不是形式的新或舊,而在于理念的新或舊,在于內在的和諧與理性。

      城市更新是實現城市發展目標的重要手段,需要有理想,懷有對未來的憧憬和激情。城市更新是實現城市發展目標的重要手段,需要有理想,懷有對未來的憧憬和激情。因此,城市更新也是理想、藝術和價值的體現。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曾經說過:“看不見的和諧比看得到的和諧更美好。”我們的城市更新既要實現看得見的和諧,也要實現看不見的和諧。

      城市更新需要推動力,推動力可以是大事件,如奧運會、世博會、進博會等;也會由于產業結構重組而需要城市結構的更新;舊區改造和城市修補會推動更新;生態修復也需要在城市更新時實現;災后重建會形成更新;公共空間開發是城市更新的組成部分;基礎設施更新也是城市更新;交通組織推動更新;濱水空間的更新是信息社會的表現。

      ——鄭時齡,中科院院士,同濟大學教授

        

      在《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7-2035年)》中,提出了非常美好的目標:努力把上海建設成為卓越的全球城市,令人向往的創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態之城,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然而在具體的建設過程中,上海面臨著環境和資源等各個方面的緊約束。上海市面臨的兩個有代表性的約束性指標,一個關系到人口,一個關系到土地。根據統計數據,上海市常住人口已經超過2 400萬。與此同時,由于人口對土地的需求,使得上海市土地開發強度超過了45%。在這個數據背景下,上海市的長期規劃里暗含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判斷——上海太大了。基于這樣的判斷,相應的政策導向就是控制城市人口總量,以及建設用地減量供應,但這樣一個判斷有待商榷。當針對人口和土地的問題討論城市發展時,首先必須界定清楚我們所說的“城市”是什么概念,這可以通過將上海與東京作比較來明晰。

      ——陸銘,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在整個長江經濟帶中,三個經濟帶的發展狀況,也可分為三種不同的發展合作方式。第一個是長江中游城市群,正處于布局合作階段,國務院正式發文把這三個省市部分地區圍繞長江經濟帶的發展集中起來開展合作,就是布局合作。第二個是長江上游城市群,處于要素合作階段,成渝城市群是如何形成的?原來,四川省都是“一家人”,重慶和成都在一個城市群體系中,行政區劃分開以后,“打斷骨頭連著筋”,所以成渝城市群開展合作的區域范圍、四至邊界非常清晰,只要理清在長江經濟帶中的發展思路,成渝城市群的經濟發展速度會非常快,目前,長江上游城市群的經濟發展速度也是最快的。第三個是長三角城市群,正處于制度合作階段,也是最難的階段,就是把長江三角洲融入長江經濟帶的制度體系。制度合作本身為什么會形成,主要是因為長江三角洲連續十幾年兩位數的經濟增長,把整個長江三角洲的經濟發展帶動起來。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擁有了16萬億的GDP總量,地方政府對整個地方經濟的發展就產生了閉關自守的思想,不允許經濟要素的流出,主要是考慮到地方稅收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意識到,如果在制度合作上沒有新的突破,再不推行區域一體化,今后會影響長三角區域整體的發展,所以在長江三角洲的區域規劃和中國城市群的建設中,要把要素合作、制度合作作為最重要的內涵。在區域發展一體化過程中,不僅是經濟的一體化,更是經濟、社會、人口、資源、環境的一體化。制度合作是政府要拿出制度資源,來配置、影響、供給長江三角洲的發展,體制資源要全覆蓋,這是區域一體化建設中非常重要的內容。

      ——郁鴻勝,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上海分中心秘書長,研究員、博導

        

      目前上海已涌現出了一批以生態規劃引領、綠色技術支撐的綠色生態城區典范,如上海虹橋商務區已于2018年11月獲評中國綠色生態城區三星級運營標識,上海國際旅游度假區、世博園區、崇明陳家鎮國際生態社區等都在積極打造綠色生態城區。在新建城區方面,上海的綠色生態城區更加注重在土地利用、綠色建筑、綠色交通、資源與碳排放、生態環境、智慧管理等方面規劃、建設與運營;在老舊城區方面,面對建設用地“負增長”,為確保總量鎖定、減少增量、開發存量、優化土地結構。中心城區未來更新規模體量達1.5億方,其中工業用地轉型空間為9 000萬方、舊住區占6 000方,急需注重更新升級,倡導功能、空間、建筑、環境、文化、交通方面的綠色生態品質提升。下階段,建設綠色生態城區是上海建設卓越全球城市的大勢所趨,將成為上海各區域的工作重點。上海市《綠色生態城區評價標準》DG/TJ08-2253-2018已明確了“選址與土地利用、綠色交通與建筑、生態建設與環境保護、低碳能源與資源、智慧管理與人文、產業與綠色經濟”六大指標體系,全方位提出并引導綠色生態城區建設應該達到的技術指標,但是如何把這些硬性指標與2035的總體規劃需求和定位相結合、形成因地制宜又各具特色的“以人為本、需求導向”的綠色生態城區建設方案?此為當務之急。

      ——韓繼紅,上海市建科院綠色建筑與城區專家工作室首席專家,教授級高工

       

      長三角城市群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82年國務院提出的“上海經濟區”,其中包括蘇浙滬的10個城市。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蘇浙滬皖三省市之間的發展聯系越來越多,長三角城市群的概念也多次發生變化。目前對長三角城市群最新的官方界定是2016年6月國家發改委發布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規劃》中給出的,包括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沿江發展的26個市,國土面積21.17萬平方公里,2017年地區生產總值16.13萬億元,總人口1.5億,分別占全國的2.2%、19.5%和11.0%。長三角城市群是中國經濟發展最活躍的地區之一,被視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

      和世界主要城市群相比,盡管長三角城市群發展水平仍處于較低層次,人均GDP僅1.4萬美元,遠低于其他五個世界級城市群(按人均GDP水平依次為:五大湖城市群6.7萬美元、波士華城市群6.2萬美元,英倫城市群5.5萬美元,日本東海道城市群4.8萬美元,歐洲西北部城市群4.6萬美元),但是長三角城市群的經濟發展潛力和創新驅動潛能卻是不容小視的。在長三角城市群“一市三省”格局中,上海是經濟發展的龍頭和金融中心,同時有著廣闊的腹地,能夠與沿江三省實現經濟聯動發展。

      在科技創新能力方面,“一市三省”聚集了300多所高等院校、近300家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和工程實驗室等創新平臺,年R&D經費支出和有效發明專利數均占全國30%左右。在目前獲批的三個綜合性國家級科學中心中,有兩個位于長三角城市群區域內(上海張江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合肥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在創新環境營造方面,長三角城市群也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這里云集了全國最具活力的制造業集群,產業基礎雄厚;上海正在打造國際金融中心,匯聚了大量的證券、基金、風險投資等金融機構,雄厚的資本力量對企業的創新轉化形成強有力的支持;長三角城市群也是中國最開放、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地區,國際貿易活動頻繁,貨物進出口總額占全國的32%;外商投資熱情高漲,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甚至超過了全國的一半,達到55%。這些為長三角城市群融入全球產業鏈和全球研發網絡創造了良好的基礎條件。

      ——褚敏,上海城建職業學院黨委書記

        

      長三角區域創新體系是介于國家創新體系與區域創新體系之間的一種跨行政區創新體系。它既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國家創新體系,也不同于各省或各市的區域創新體系。這種跨行政區創新體系是在各區域創新體系的基礎之上,通過一個跨區域的協調組織,把同技術創新關聯度較強的諸要素經過有效的整合,組成一個相互作用的網絡系統,運用系統的作用,減少要素之間的摩擦,降低交易成本,增強要素活力,共同推動區域內技術創新的開展。長三角區域創新體系的治理不宜采用傳統的科層治理與市場治理結構,而應該采用網絡治理模式。

      網絡治理是正式或非正式的組織和個體通過經濟合約的聯結與社會關系的嵌入所構成的以企業或組織間的制度安排為核心的參與者間的關系安排。就本體論而言,網絡治理橫跨政府組織、企業組織與非政府或非營利組織三大部門領域。三個部門間互動關系密切,政府處在一網絡系統下,同時與許多非政府組織發展網絡關系。由于政府擁有的資源是有限的,因此政府應重視非政府組織的角色、功能及其擁有的廣大資源;政府應能有效利用社會團體的資源,與企業組織、非營利組織等非政府組織共同參與,為社會提供更多元豐富的公共服務。

      ——朱春奎,上海市科技創新與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復旦大學教授

        

      中國海洋文化顯著特點之一是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從中國海洋文明肇始就存在南方百越文明與北方東夷文明地域性文化差異,歷經時代變遷,形成各具特色的地方海洋文化。地域性海洋文化的形成是所處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長期培育的結果,有它自身的傳統、積淀、特色和風貌。現在提出區域海洋文化概念,與傳統的地域海洋文化、學術界研究的文化區域、海洋區域視角不同,它形成的基礎涵蓋了地域性海洋文化范圍及屬性,但不是單純的地理或文化意義上的空間和時間,是當前區域社會發展一體化條件下帶來的空間文化聯系與互動,有一定的特殊性。區域經濟一體化形成的區域社會發展的緊密聯系是區域海洋文化形成的社會基礎,區域合作機制是區域海洋文化一體化協調的管理體制。

      就區域海洋文化而言,區域也是一種變量形態,國家、區域和地方三個層次,具有不同功用和價值,區域更多呈現大局部小整體的格局,主要作用不是改變區域內海洋文化的性質,而是在更高一個層面和空間釋放海洋文化的能量及價值。區域文化觀對區域經濟社會有重要影響,區域變化會影響海洋文化改變。本文所論區域海洋文化是基于長三角所涵蓋的空間范圍,具有明顯的行政區劃特征。與學術界一般詮釋地域文化即區域文化內涵不同,它們多從歷史地理角度表述,如齊魯文化、吳越文化、巴蜀文化、嶺南文化、關東文化、東北文化、西域文化等。長三角區域海洋文化是上海、江蘇、浙江和安徽區域內具有海洋特征的文化資源或文化現象。區域一體化中的長三角海洋文化特色,不僅包含了歷史地理意義上現成的地域海洋文化特色,而且包含了區域內海洋文化之間的整體性、多樣性、聯系性和融合性特點,更主要的是突出一體化帶來的區域內海洋文化資源在管理、服務、產業上現成的整體性合作機制,強化區域海洋文化內在聯系與結合,構成具有合作機制的長三角區域海洋文化特色。

      ——時平,上海海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所長、教授

        

      長三角地區高職院校酒店專業,主要面向長三角區域的酒店、旅游餐飲企業,培養具備星級酒店、品牌餐飲企業一線經營管理能力的高素質技術技能型專門人才。職業院校通過與知名酒店、企業加強校企合作,探索校企深度融合、校校聯合新模式,培養優秀的酒店人才,從而服務于旅游酒店行業、企業,為促進長三角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和提高地區競爭力提供優質人才資源支撐。為此有三個建議:

      一是構建長三角旅游(酒店)職教聯盟。在各省市建立的職教集團的基礎上,探索建立長三區地區旅游酒店職教聯盟,共同研究長三角地區酒店專業人才培養模式;共同研究開發旅游(酒店)專業課程,形成專業教學課程體系;建立校際之間專業教師聯動、交流、培訓機制,提高酒店專業師資教育教學水平;加強校際互動與交流,促進長三角地區各院校共同成長,共同進步。

      二是構建校企合作聯動機制,有效實現校企深度融合。在建立長三角地區職教聯盟的基礎上,加強聯盟與旅游(酒店)行業國際知名品牌企業的深度合作,搭建國際間的校企合作平臺;建立校企合作的長效機制,校企共同育人,形成雙主體育人機制;積極探索推進辦學體制機制改革,嘗試企業、學校共同出資的混合所有制辦學機制;利用校企合作平臺,加強開展多元化的國際交流和培訓,提升教師教育教學能力,促進學校國際化辦學水平。

      三是構建長三角“服務-學習”育人新模式。長三角地區高職院校應該積極主動地學習“服務—學習”這一世界專業服務理念,將品德教育和知識、技能的教育融入服務學習實踐活動中,使學生在學習實踐過程中養成服務社會的意識,使學生形成健全的人格,提升學生的社會責任感,促進學生不斷打造自己的職業核心能力,使學生養成愛崗敬業的職業道德和良好的團隊合作精神,樹立服務社會的人生觀與價值觀。加強課程思政建設,充分發揮高校“立德樹人”作用,培養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促進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

      ——匡家慶,南京旅游職業學院酒店管理學院院長、培訓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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