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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治理的認識困境及其未來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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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治理的認識困境及其未來轉向

      文/文  軍/“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院長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歷程,從社會學“社會轉型”的角度來看,我們至少可以看到中國社會存在兩個明顯的“社會轉型”,即正在從以物質層面的經濟發展為中心到以制度、技術發展為依托,再到以社會文化和人的美好生活為落腳點的雙重社會轉型過程,這也是一個逐步從“物本”向“人本”、從“外顯”到“內生”的社會轉型過程,更是人的自我發展和生活質量不斷提高的過程,是社會建設和社會治理逐步回歸“生活本真”的過程。

      從社會建設的角度來看,“社會”從改革開放初期的非獨立性領域(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很長一段時間只提政治、經濟和文化三個領域的建設)到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四位一體”的建設,再到中共十八大提出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五位一體”的建設,“社會”不僅逐步獲得了獨立性,而且成為國家管理和發展越來越重要的領域。尤其自從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之后,社會治理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成為中國學術界和實務界的一個主流詞匯。“社會治理”不僅在理念上進一步明確并強化了“社會”領域建設的重要性,而且在實踐層面使得大量以往自上而下的各種管控方式開始有了自下而上、上下結合的手段。“社會”開始從被管理的對象逐步演化為自主自為的管理主體。

      回顧我們走過的有關“社會治理”的歷程,我們發現當前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實務界,有關“社會治理”的觀點之繁多、內涵之復雜,甚至到了對“社會治理”也必須要進行“治理”的地步了。比如,在中國知網的“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以“主題詞”檢索“社會治理”文章,截至2018年12月8日,一共可以搜索到13 573篇相關論文。其中第一篇題目帶有“社會治理”的論文發表在1990年,且該主題論文當年僅有一篇。1990~1999年10年間一共才發表5篇有關“社會治理”主題的論文。但從我們提出“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目標以后,該類論文突然從2013年的348篇激增到2014年的1 848篇,2015年則進一步增長到2 532篇,之后每年維持在2 500篇左右。很顯然,有關社會治理的研究帶有明顯的國家政策驅動性。如果對“中國知網”檢索到的有關“社會治理”的文章進行初步的文獻分析,我們至少可以列出61種不同的社會治理觀點,如運動式治理、技術性治理、包容性治理、權威性治理、開放性治理、參與式治理、協商式治理等。對這些“治理”的概念進行歸納總結,大致可以歸為7大類:強調政府主導型、強調多元協商協同型、強調科學預見型、強調情感包容型、強調整體觀型、強調具體事件型和強調流動型等的治理。

      仔細分析當前“社會治理”概念的使用語境,可以發現“社會治理”作為一個價值判斷和實踐方法,在被理論界和實務界頻繁使用的同時,也存在著相當多的困惑,并引發了不少的討論甚至爭議。這些爭議并不是簡單停留在“社會”是作為治理的“對象”還是“主體”之上,也不是停留在“治理”究竟是一種“過程”還是一種“手段”,更不是停留在治理的目標是落在“秩序建構”還是“行動策略”層面,而是涉及到對“社會治理”內涵要素與本質性特征的基本看法之上。無論是作為目標與歸屬的“社會治理”,還是作為過程與手段的“社會治理”,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其本質上都是一種“命名政治(The politics of naming)”的結果和體現。所謂“命名政治”,這是隱匿在后現代思想中的一根主線,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后現代”本身就是命名政治的成功案例。在后現代思想的視閾中,“命名”是一個具有顯著政治意涵的并且普遍存在的活動,甚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命名活動就是一場權力活動,本身就是權威主義治理的典型表現。當前,形形色色的各種對社會治理模式或方式的命名,就是一種典型的“命名政治”運動,即先命一個名字,然后再呼喚它的肉身,豐富其形象,充實其內容。這種針對不同社會治理方式的各種命名,在理論上說明了我們對“社會治理”本身缺乏足夠的理論認識和價值共識,在實踐上則表明我們仍然處于社會治理模式的探索階段,對社會治理面臨的各種實踐困境缺少相對成熟的應對方式。

      因此,首先我們需要在理論上明晰“社會治理”的概念內涵及其本質特征,為社會治理實踐創造一個整潔清晰的理論環境。實際上,“社會治理”至少存在五個基本面向:(1)價值面向;(2)方法面向;(3)行動面向;(4)事實結果面向;(5)理論范式面向。有時候我們在使用“社會治理”概念的時候,實際上并不是在同一個維度或面向來說的,這也是為什么大家都在說要加強社會治理,實際上分歧和爭議卻比較大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今天民主化、信息化、全球化等大趨勢下,世界各國的社會治理實際上都面臨著價值上的再定位,方法和行動上的再選擇,以及事實結果和理論范式上的再塑造等問題。如果在理論層面上我們厘清不了“社會治理”的真正內涵,那么勢必會在認知層面混淆人們對社會治理本質特征的理解,在實踐層面上也容易造成社會治理行動的混亂。

      其次,我們需要在實踐上認識以往傳統的社會治理所面臨的諸多困境,從而為新的社會治理轉向奠定基礎。當前,我國在社會治理實踐上還存在不少的困惑,主要體現在:(1)注重短期成效,預見能力較弱,難以對未來發展做出長期科學的規劃;(2)有關社會治理的政策滯后,治理成本偏高和資源浪費的現象大量存在;(3)基層治理實踐中存在大量治理過度的現象,小事大治,“小病大醫”現象普遍,基層治理負擔過重;(4)忽視治理對象的情感和文化需求,致使集體抗爭行動易發,從而出現了因治理而引發的新問題;(5)社會流動性越來越大,傳統的以地域性治理方式為主的治理模式越來越難以應對快速變化的社會;(6)社會治理的主體越來越多元,但絕大多數參與治理的主體作用有限,存在主體功能虛化的現象。

      針對現階段我國社會治理在理論和實踐中存在的諸多困境,我們認為,必須加強針對性研究,提前做好預判,根據不同的發展階段,積極調整好社會治理的重心,逐步推進社會治理在未來朝如下方面轉向:(1)從制度性、技術性治理轉向社會文化、心理情感層面的社會治理;(2)從地域性、行政區劃型的治理轉向全球性、流動性的社會治理;(3)從管制型、壓力型的治理轉向多方協商式、共治共享型的社會治理;(4)從問題解決型的回應式治理轉向預防預見型的社會治理。這些社會治理的轉向在某種意義上代表了未來社會治理的發展方向,也是社會治理日益走向成熟的標志。(轉載自《上海城市管理》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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